宋元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关中地区转移出去，到了华北地区，陕西等西北地区成了边区。但是边区有做边贸的优势。明朝在陕西等地实行 “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这就等于将西北地区划为一个经济特区，它和改革开放后在东南沿海地区逐步设立经济特区的作用是一样的。当时的民间商人群体抓住了这个机遇，因此他们的发达是必然的。其实不仅在明清两代，陕西商人在“特区经济”中也创造了辉煌。远在周、秦、汉尤其是唐宋时期，中国便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综观陕西商人在唐宋、明清间的发达，可以看到真正的商人群体，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总是在寻找着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秦、汉、唐、宋、明、清间，陕西由“总部经济”区域逐步转化为 “特区经济”，其间，由于每个王朝总会发生战乱、天灾与人祸，必然在某些漫长的年代削弱了“总部经济”与“特区经济”带来的区位优势。但是秦商的传统没有丢，秦商的“番号”在延续，历经2000余年浩荡不息。传奇：渭南赵、贺故事
活跃的商人群体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不仅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体动力，而且是塑造区域经济结构和发展形态的主要因素之一。他们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朝代更替、政局的动荡、商业环境的巨变，都无法彻底阻断他们的成长。明清之间，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而不是西安近郊及中心地区。如今在陕西的区域经济中，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竞争力的渭南，当时却是备受注目的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的广东，出了顺德、南海、中山、东莞这“四条小龙”。而渭南，在明清之间，则是一条“巨龙”，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然而“富不过三代”似乎是一条铁律，一个家族的富裕能够横跨明清两朝，必有其绵延相继、世代立足、抵抗衰变的动力。渭南赵家由富而贵，或者竟有一个子孙在科考中一举夺魁、高居榜首，从而演变为一个“政治家族”。
渭南，在中国历史上是传统的农业开发区，赵家就是利用明初 “食盐开中”政策，以规模性的农业生产积累了巨额财富的，据说有数百万元家产——赵家很可能在此前已经过世代积累成为当地的大地主之一，有待考证。由明而清，赵家子孙逐步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主要发展以盐业、布店、茶庄、粮店和典当为核心产业的商业贸易活动。作为一个规模性的家族企业，它的分支机构遍布西安、咸阳等地。据赵家后人回忆，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外面运回，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叫“出镖银”。而“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经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在渭河滩，担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赵家非常重视自己的品牌效应，其在各地的连锁机构全部自己采购，使用自己的木料，由自己的建筑团队统一建造。如此就使赵家在西北各地的分支机构中保持了统一的建筑风格，从而使它的企业品牌形象得到了集中、有效的传播。这样的操作无形中使赵家介入了地产活动，就像今天很多酒店、餐饮服务行业的很多国际巨头往往在国外购置自己的地产，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而不是采用租赁的方式。这种做法使企业在增强抗风险能力、保持稳定收益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地产升值带来的资本规模升级。
与赵家相得益彰，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的贺家则是“品牌经营”和“全国性扩张”的典型，贺家的产业结构中出现了规模性的资本经营及金融活动。明清之间，贺家在西北各地设立了36家当铺，72家钱庄相互扶持。据说，当时开办一家钱庄需要上万两白银，72家就需要72万两，贺家的资产规模和现金流由此可以推知。贺家在金融活动上的努力使它的区域权威迅速提升，到清朝中期以后，实际上已经成为陕西金融行业的行业巨头——在这个时候，也许唯一可以跟它叫板的就是已经在全国建立了金融帝国的晋商设立在西安的票号了。贺家依托自己的主体产业和分支机构，还在多元化经营方面取得进展，近到四川，远至新疆，均有贺家的字号，从事皮毛和茶叶生意。
从明到清，上下500多年，有战乱，有天灾，有人祸，有全国各大商帮之间的市场攻伐，贺家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品牌传奇。这个品牌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代；不仅属于商业，而且属于文化；不仅属于经营，而且属于道德。渭南赵家与贺家故事，以这两个家族企业集团为首的众多渭南商业群体以及他们的领袖，推动了渭南的经济发展，使它成为西北的经济中心之一。而大荔、韩城等地其他家族企业和他们的领头人，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清初，由于统治的根基并不稳固，陕西又是最后一批抗清势力浓厚的地区之一，自然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控制。这对富商阶层、对文化官僚和技术官僚们整体上是不利的。此外，明清之间，陕西已经沦为边区经济地带，得不到中央的政策倾斜。然而，商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当地的经济传奇。后发优势的商业重地
如果说陕西“头重脚轻腹中空”的经济发展现状是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的，陕西商人群体的滞后也应该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一句话用在这个群体身上似乎更合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唯一的精神就是不服气，输了再来，可以自我勉励。
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西北地区的工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像陕西这样的地区，可以说，目前正处于由农业经济为主导向以工业经济为主导转化的后期，这就是为什么山西、陕西的经济总体上都属于资源、能源依赖型发展模式的原因。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资本、技术、信息的平民化，同样给陕西带来机遇，以金融、贸易、旅游、服务、信息、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在这里被强力推进。总体来说，在“中国制造”中，“陕西制造”占据的席位并不多，但是，陕西正在借助能源经济的推动，大力发展“陕西制造”，同时希望在“陕西创造”上有所作为。相对于东南沿海上世纪末期以来的先发优势，陕西具备后发优势。
汉唐以来，数千年陕西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发育延续和经营积累，是明清陕西商帮崛起的社会历史基础。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应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
在汉唐乃至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与西北地区所做的是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是生产经济，重点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以及初级手工业。也就是说，它呈现出较早期的工业经济的特点。比如，南方的茶叶加工、纺织以及印染工业等等。与南方不同，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和山西最初主要发展贸易经济，即长途贩运，其经营范围广泛涉及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行业，其势力范逐渐扩张至“北到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南到广东佛山、上海等地”的广大范围。
陕西商帮通过以贸易为主的长期资本积累，最终带动了初级工业经济的发展。到清朝时期，陕西经济呈现出贸易和工业齐头并进的特点。在陕西，秦巴山区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在省外，陕西商人成为四川井盐的主要投资者，并且将其作为优势产业控制了它的跨区经营和贸易，一直推进到云南、贵州等地。与此同时，陕西商帮通过“布马交易”创造了一个“陕北经济特区”，通过这个特区控制了游牧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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